邵耕教授：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医生！（上）

邵耕授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内科专家。在他60余年忙碌的医生生涯中，邵老一直从事心血管病的临床治疗及研究工作。他医德高尚、严于律己，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医生。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位92岁的老人，听他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

几十年来，心血管诊疗新技术的发展让人欣喜。但医生在临床中不能过分依赖冷冰冰的仪器，视、触、叩、听的物理诊断基本功不能丢。

希望年轻医生能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多思考，多创新，将来有一天为人类医学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医生是最辛苦的职业，但同时也是最有意思的职业。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医生。

“作为一名心脏科医生，物理诊断是基本功。”

见到邵耕教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邵老一开始便聊起了自己在解放前投身革命的经历。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时，国内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从上海开始，迅速影响全国。那时，邵老是原上海医学院四年级班长，因带头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之后，由于解放区亟需医务人员，他便与当时同样因为参加学术运动被开除的十几个学生一起，跟随中共地下党组织来到晋冀鲁豫边区投身革命，在河南武安(半年后医院迁往山西长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敌人展开面对面斗争。

回忆起当时的医疗条件，邵老只用“艰苦”二字来形容。那时医院设备虽然简单，各种操作却很规范。邵老在医院一待就是3年，接诊的主要是传染病和地方病患者，如天花、黑热病(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的地方传染病)、梅毒、疟疾、骨软化症等。当时条件所限，只能进行很简单的化验，主要依靠医生的视、触、叩、听进行疾病诊断。那时练就的坚实物理诊断基本功对邵老影响巨大，他以后几十年的从医生涯都从中受益。

邵老略沉重地说，现在临床上大多是仪器检查占主导，即使在一些大医院，许多年轻医生的物理诊断基本功也让人担忧。

有人说，是因为新技术和新仪器发展太快，造成了医生物理诊断基本功的下降，但其实在国外并非如此。相反，国外医生有了先进仪器辅助后，反而会思考如何提高物理诊断水平。

邵老接着讲了一个令他至今难忘的故事。改革开放初，有一位美国旧金山大学的老教授到原北大医院查房。当时有一位风湿性心脏病、严重心衰患者。老教授通过颈静脉视诊,指出患者有严重三尖瓣关闭不全。当时整个科室的人都非常意外，因为他们在反复心脏听诊中并没有发现三尖瓣区杂音。后来，这位教授说，严重三尖瓣关闭不全是没有杂音的，但可以通过颈静脉“搏动”确诊，即心脏收缩时，颈静脉明显充盈;心脏舒张时，颈静脉塌陷。后来,超声检查(通过双氧水产生气泡)证实了这位老教授的诊断是正确的――心脏血流中的气泡在收缩期回流到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舒张期又回流到右心室。邵老说，这次查房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意识到国外并未因为有了先进的检查手段而荒废物理诊断，而是帮助改进了物理诊断，这促使他更加重视物理诊断的学习。邵老认为，作为一名专业的心脏科医生，应该熟练掌握物理诊断技能，因为这是重要基本功。面对患者，医生首先应进行视、触、叩、听，通过物理诊断确定方向后，再有目的地进行更深入的检查，而不应该“撒大网”，无的放矢。

“心导管技术的引入对先心病外科手术的开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邵老介绍，国内的心导管技术是由北京协和医院黄宛教授从美国引入的。黄教授1947年到美国学习，主攻心电图和心导管技术，解放后回国。1955-1956年，黄教授受原卫生部委托，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心导管技术学习班，并担任主讲。当时全班共有来自全国的十几名医生代表参加学习，主要教授内容是右心导管技术，左心导管技术还未开展。邵老代表原北京医学院参加了学习班，与他同期参加学习的还有翁心植教授、陈灏珠教授等。培训结束后，接受培训的医生就回到各自医院，带头开展心导管技术，中国的心导管技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发展的。

许多心血管疾病的诊断都离不开心导管技术。邵老说，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超声心动图检查，可用的辅助检查手段只有心电图。对于先天性心脏病(先心病)的诊断，医生只依靠心电图和体征没有十足把握，所以心脏外科根本无法开展。随着心导管技术的开展，先心病的诊断水平大幅提高，心脏外科手术也随之展开，这是心导管技术带来的最重要改变。另外，右心导管技术还可以用来监测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的血液动力学变化。但由于右心导管技术的实施需要X光辅助，操作受限，后来逐步被漂浮导管取代。尤其是今天，随着超声心动图、磁共振等检查的发展，右心导管的应用就更少了。但在当时，右心导管技术对先心病手术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邵老认为，黄教授对国内心导管技术的发展贡献是极大的。

邵老还记得，当时实施一次心导管术相当困难。先心病的诊断需要从上腔动脉、右心房下部、右心室上部、肺动脉等多个部位取血，然后分别测定血氧饱和度，并测量心内各部血压。在邵老的印象中，测定血氧饱和度的标本制作全靠医生自己动手，做1例心导管术检查就要耗费一下午和一晚上的时间，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