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转基因作物除草剂引争议

似乎对于很多人（包括很多科学家）而言，转基因生物似乎和日常生活相隔很远，似乎也没有产生直接威胁。人们相对而言可能更担忧的是生物武器，比如那些可以造成大量死亡或者人体基因突变的生物武器。实际上，转基因生物，尤其是转基因植物离我们并不遥远。近些年来，在北美地区，有大量的转基因植物被种植，并进入市场，转基因作物（如玉米和大豆）已经非常普遍了。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并没有规定必须要在含有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包装上做出标记，这就导致了很多食物（零食）都可能已经被转基因作物所“污染”。

早期的很多关注转基因植物安全性研究，都是考虑转基因植物本身对于生物（人类）健康的影响。这些研究也认为，并没有找到转基因植物给人类带来健康风险的直接证据，但是这些转基因植物很可能会产生毒素或者有毒物质，会影响人体健康。因此，也有很多人提议，急需寻找新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估的新方法。同时，除去转基因植物本身，转基因还会带来其他潜在的“外在风险”。

在最新一期的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科学家Philip J. Landrigan和Charles Benbrook发表了他们对于转基因植物相关的除草剂可能会对公众带来健康风险的忧虑。他们指出，近期有两个趋势导致了转基因作物面貌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是，有越来越多的除草剂被用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中，而且这些除草剂使用量的增加可能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另外一个是，在今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经将草甘膦和2,4-二氯苯氧乙酸归类为潜在的人类致癌物。草甘膦和2,4-二氯苯氧乙酸都是在转基因作物种植中常用的除草剂。

草甘膦是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除草剂，被证明有非常好的除杂草效果，而且以前的研究认为也是非常安全。上世纪90年代引入作物中的抗草甘膦特性，使得转基因植物对于除草剂有了耐性，从而可以很有效地杀灭田地中的杂草，获得高产的作物。这些带抗除草剂特性的转基因作物，在早期有很高的产量，而且导致杂草控制变得非常简单。随着抗除草剂（尤其是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大量推广，草甘膦除草剂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从1974年的0.4百万千克到2014年的113百万千克，增长了250倍。因为转基因作物推广所带来的大量草甘膦农药使用，对于食品安全也产生了新的挑战。而且，还有新开发的除草剂投即将入市场。例如 Enlist Duo，是草甘膦的一种衍生物，有更高效的除草效果，但是可能有更高的致癌性。

因此，科学家Philip J. Landrigan和Charles Benbrook指出，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应该延缓 Enlist Duo的批准，同时他们还建议，美国国家毒理学计划（NTP）应该着手开始草甘膦以及草甘膦和其他除草剂混合物的的毒理学研究。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个文章，指出了除草剂残留会带来潜在的公众健康风险。但是这个研究似乎引起了科学界的很多讨论，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科学家或专家更是旗帜鲜明地给出了他们的反对论点或者质疑：

剑桥大学Ottoline Leyser教授，塞恩斯伯里实验室主管

“作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混淆了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的概念。那就是很多转基因植物不一定是抗除草剂的，也有很多抗除草剂的作物并不是转基因植物。如果需要表明食物原材料来源以及除草剂残留情况的话，那么食品包装袋上还得表明除草剂的施用方法和剂量等信息。”

Joe Perry博士，前欧洲食品安全局转基因生物委员会主席

“这篇文章提出了的几个问题，但是并非每个问题对于欧洲消费者都会有影响。通常，在欧洲转基因植物会有很多评估，这其中包括毒理学、过敏性和营养成分。而且除草剂相关的农药残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也会是评估的一部分。此外，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指出草甘膦是潜在人体致癌物还是存在一些争议，而且也没有在欧洲通过。然而，近期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食用在草甘膦环境下生长的转基因植物，并没有造成实验动物健康方面的问题。”

Huw Jones教授，洛桑研究所谷物转化实验室负责人

“除草剂使用的安全性研究和监控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文章并没有考虑到，除去转基因作物外，很多非转基因作物也会使用草甘膦除草剂，仅仅只评估转基因作物中可能存在的除草剂风险是不合适的。相对于杂草控制，其他方面，例如高产量、抗极端气候、抗虫和抗病等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文章存在一些逻辑上的不足。”

爱丁堡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Anthony Trewavas FRS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提到草甘膦是潜在致癌物，这恐怕是一家之言。世界卫生组织抗虫药物残留机构，美国环境保护局以及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都不认为草甘膦是潜在致癌物。而且，这个国际癌症机构的研究似乎证据并不充分，因为试验使用的动物很少，也没有在人体测试，同时也忽略了剂量问题。”

美国国家农业植物学研究所Jim Orson

“关于草甘膦大量使用的数据可能是不严谨的。因为草甘膦的引入是在1974年，后来才慢慢扩大到其他国家，可能这才是草甘膦使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英国萨里大学分子遗传学教授Johnjoe McFadden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转基因植物导致了除草剂的大量使用。实际上，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因为抗除草剂基因（bt基因）的引入，使用农药量实际上有所减少，也降低了除草剂残留的风险。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理论上任何农药或化学试剂在非常高剂量使用都会有很大风险。而草甘膦比起其他大多数除草剂相对安全的，因为这个除草剂可以自行降解，这样是其在农民中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是说要有限制的话，那也是在食物中残留的控制，而不是在作物使用上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