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回扣事件频频曝光 但回扣营销其实已在改变
2019-06-01 量宝 健康界
近期，根据多家医疗媒体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甲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因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涉及收取心脏支架手术回扣费用，而被调查。据健康界求证，该主任目前出诊安排已停，电话联系该院门诊部，对方表示不清楚停诊原因。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最后结果有待公布。无独有偶，近期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回扣事件不断曝出。5月23日，河南一女子举报称，其丈夫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职医
近期，根据多家医疗媒体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甲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主任，因被其博士生实名举报，涉及收取心脏支架手术回扣费用，而被调查。
据健康界求证，该主任目前出诊安排已停，电话联系该院门诊部，对方表示不清楚停诊原因。该院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复，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最后结果有待公布。
无独有偶，近期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回扣事件不断曝出。
5月23日，河南一女子举报称，其丈夫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职医生，存在收受药品回扣情况，称每月下旬，医药代表把现金及药品回扣清单装进信封交给其丈夫，一个月能达到一万多元至两万多元。目前，郑州大学纪委已介入调查。
而海南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一医生则自曝和同事开药拿回扣，万宁市卫健委已介入调查。为了便于开展调查，目前决定对和乐中心卫生院院长唐某某、药房负责人李某某作出停职审查处理。
药品回扣是医药行业顽疾
搜索“药品回扣”，所曝光的案例触目惊心，其数量和涉及金额惊人。
所谓药品回扣就是一种带金销售模式，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等等。企业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派出促销人员深入医院告知临床医生给病人使用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可以按医生的处方使用量提成结算返点给医生。
以近期处于漩涡中心的步长制药和康美药业为例，其销售费用和市场推广费过高，一直被外界反复拷问，被认为涉嫌大量输送药品回扣。
步长制药方面坚称其高额销售费用和市场推广费用“符合行业特征”。
一位医药业内人士告诉健康界，所谓行业共性并不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医药行业普遍存在销售费用高企问题，而药品回扣、变相回扣问题仍是医药行业的顽疾。
步长制药曾多次陷入回扣风波。裁判文书网显示，2014年，步长制药为开拓益阳市医药市场，该地区销售经理张某某与业务员蒋某某向安化县中医院药剂科科长胡某给予每盒丹红注射剂5元回扣，共计现金10.68万元。2010年，福建省平和县坂仔中心卫生院院长吴某甲收受医药销售公司为推销奥美拉唑和丹红注射液给予的药品回扣，双方约定回扣比例为采购总额的30%，涉及药款14.37万元。
“中药注射液的回扣较一般药品回扣更高。”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透露。
康美药业则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健康界从业内资深人士处了解到：为了销售药品给医院，并通过处方销售给病人，医药企业往往要为医院各级领导以及医生个人送出回扣。回扣由医药代表送出，以现金方式给到医院领导以及医生个人，但收受现金的人显然无法提供发票。
而药品回扣数额不菲，按照行业通常水平估算，往往相当于药价的20%~30%，某些品种甚至可以达到50%。没有发票，药企无法做账，因此有的药企会和其他企业进行虚假交易，并相应获得增值税发票。康美药业目前就被指控涉嫌虚假交易，虚开发票。
有些药企长期给行业内其他药企虚开增值税发票，且手续费明码标价。
而药品回扣的存在，是医疗体系的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以药品为创收来源的公立医疗体制，各方利益已经盘根错节。医疗战略咨询公司Latitude Health创始人赵衡就此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支付方主要是政府医保和个人自费，对医疗机构没有控费能力。同时，医疗服务的价格体系偏低，使得医生的收入结构主要依靠药品回扣，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因此政府的控费环节主要集中在药价上。
冲击一：带量采购的联动效应
2018年12月的由医保局主导的带量采购，除了医保控费，也为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狠狠踩了一脚刹车。
所谓带量采购，由各试点城市公立医院建立联合采购体对入院药品进行招标采购，不但与药企方议价从而确定具体品种的中标价格，还要明确参与试点地区公立医院对中标品种的采购量，即以量换价，同时保证用量。
这与以往的药品招标采购模式显着不同。此前省级药品招标模式由卫生部门主导，招标过程只谈价格，缺乏用量保证，中标药品经过药企自有销售队伍或其代理商进行销售，进入医院时再由医院设置各项准入门槛，药品回扣、“二次议价”等问题屡禁不止。
而带量采购的主导部门由卫生部门转为国家医保局，招标中明确约定采购数量，招标价就是最终医院采购价，中标企业还可直接与代表医院的招标办签署购销合同，并从医院获得医保资金30%的预付款。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认为，此轮带量采购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以“药改”方式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理顺医院收入结构和医生薪酬机制。
药品之外，国家医保局还在对耗材的带量采购进行探索。根据2018年底的医保工作会议，国家医保局称2018年工作重点有三，包括“4+7”政策的探索与推广；高值耗材的价格谈判；耗材的带量采购。
冲击二：高值耗材控费风暴
5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会议上审核通过《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
会议指出：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关系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新方式，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快捷、价格合理、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此前，“耗材风暴”早已有迹可循。
2019年12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的通知》，明确全国32省148家公立医院，作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试点医院，率先加速落地公立医院改革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文件的各项内容。
其中，试点医院必须狠抓落实的14项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院内耗材准入遴选机制，明确高值耗材管理科室，完善高值耗材使用点评和异常使用预警机制”。这意味着试点医院将建立“高值耗材管理科室”，专门用来管理高值耗材，包括其采购、使用和费用异常预警。
改变已在发生
就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回扣事件而言，医学界报道援引上海某三甲医院心内科副主任的说法：“现在三甲医院对支架采购、使用管理都挺严格，一个支架回扣一万很夸张。”
健康界就此咨询某医疗器械企业相关人员，该企业为国内心脏支架市场的有力瓜分者。这家企业人士表示，在目前对高值耗材管理趋严的三甲医院，这样的回扣费用令人存疑。
“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我们猜测，患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解。”对方回应，根据目前媒体报道给出的回扣数目，按照目前三甲医院严格的管理，不太可能。
所谓“严格的管理”，指曾经由科室主任决定使用哪家耗材的历史，已有所终结。
《关于开展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的通知》所明确的组建“高值耗材管理科室”的148家试点医院，分布在全国32个省份中。
“高值耗材管理科室”将对医院的高值耗材从进院到使用的全流程形成制衡作用。以往科室主任决定使用哪家耗材的权力被分解，变成了科室主任向高值耗材管理科室汇报建议。
高值耗材管理科室的建立将由院长、主管副院长、临床科室主任等人员组成，器械库、审计、财务人员等人员共同参与，涵盖多个部门。未来，医院将继续加强信息化管理，建立高值耗材零库存管理模式。
以往医院的医院高值耗材一般流程为，临床科室在月初提交采购计划，器械科根据相关规定按计划进行采购入库处理，使用时临床科室向器械科进行申请领用，护士对使用的高值耗材从信息系统中手工录入，记入到患者费用中。对于一些急症手术，可由供应商直接向科室供货，再根据科室使用的高值耗材清单到器械科补办理入库、出库手续。
这种模式中，容易出现采购靠经验无法形成精细化管理，数据脱节、不统一、不闭环从而对账效率低等等一系列问题。
经健康界确认，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并不在148家医院的名单之中。“虽然这家医院不在名单内，但其实试点医院的铺开，对医疗体系内部影响很大，三甲医院普遍加强了对高值耗材采购的管理，对以往的销售模式也造成了冲击。”上述医疗器械企业人士称。
虽然回扣事件曝光频繁，但也可以求证到药品回扣营销的模式已在发生变化，或许，这样的频繁曝光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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