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既要瞄准技术 也要睁开“人文”这只眼睛
2017-06-23 贾朝娟 环球医学
毕加索画的人都只有一只眼睛。为什么是一只眼睛？我们打枪的时候，一般都闭上一只眼睛，因为不闭上就瞄不准，这是一种即时策略，而非永恒姿态。所以当我们瞄准生命技术的时候，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为了更加聚焦和精准。而人文就是另外一只眼睛，但如果一直不睁开，那么医学就变成了技术的世界，没有生活、没有人性。
毕加索画的人都只有一只眼睛。为什么是一只眼睛？我们打枪的时候，一般都闭上一只眼睛，因为不闭上就瞄不准，这是一种即时策略，而非永恒姿态。所以当我们瞄准生命技术的时候，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为了更加聚焦和精准。而人文就是另外一只眼睛，但如果一直不睁开，那么医学就变成了技术的世界，没有生活、没有人性。
有人还打过一个比方——我们现在的医学就是一条长长的隧道。这条隧道很长，永远看不到头，人们都在挥汗如雨地挖隧道，没有人去勘测方向，看看我们到底在挖什么、想一想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只有人文才知道我们通向何处，并且能为技术主义踩个刹车。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有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伦理和人文思想体系。这是祖国传统医学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社会主义医学伦理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两宋、金元、明代和清朝早中期，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期为形成期，两宋、金元、明代和清朝早中期则属于补充和完善期。
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成为主流思想。在这种文化指引下，中国传统医学进一步发展，并涌现了一大批医学大家，如“金元四大家”、李时珍等。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反思，创立了实学，注重“经世致用”，这也促进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域成为医学的禁区。
宋代，要求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赖。宋代的医家，一方面规范了传统医学伦理活动的内容，如强调医德修养，指出：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重视医德评价，抑恶扬善，告诫病人切勿“轻以性命托‘庸医’”；讲究医患关系协调，提倡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赖，指出医不仁慈，病者猜鄙，于病又有何益；另一方面适应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许多新的科学医学伦理观念，如人体解剖研究、法医检验、倡导优生的生命质量观念，环境卫生建设伦理观念等。这些新医学伦理观念的建立，让传统医学伦理有新的内涵和突破。宋代张杲的《医说》、寇宗爽的《医家八要》、林逋的《省心录?论医》、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以及《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等著作，对医学伦理规范均有具体和详细的论述。宋代的医学伦理规范、医学伦理教育和医学伦理理论已日臻完善。
金元时期，科学精神以及济世和愈病成为评价医生的医道和医德的新标准。受宋代理学学派争鸣的影响，医学界也出现了学派争鸣的局面。学术上体现出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出现了四大学派，即寒凉派、攻下派、补元派、养阴派。金元时期的医学伦理则除了继承“济世救人”的传统外，突出表现为：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救治，不计名利和图报的医学伦理道德风尚和从实际出发著书立论、遵古不泥古、探索争鸣的创新精神，以及热衷医业、勤求博采、勇于实践、反对巫医骗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如刘完素认为：“医道以济世为良，而愈病为善”，也就是评价医生的医道和医德，根本一点就是医疗效果——济世和愈病。他在《保命集?原道论》中说：“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则修短寿夭皆自人为”，从中阐明了人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天数命定”的道理。
明代，反商品意识成为医学伦理的新内容。随着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商品经济也出现在医患关系的处理当中，商品观念开始在医学伦理意识中渗透。因此，医学伦理理论中又增添了反商品意识的内容。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是明代最著名的医学文献。此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而且蕴藏了许多医学伦理要义，体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涉山采药，遍访取方”；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不迷信权威，指出了陶弘景、葛洪书中的错误，批判“割股事亲”的愚昧观念。明代名医陈实功著有《外科正宗》，书中提出的医家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重要文献之一，被美国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列为世界古典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另外，李中梓的《内经知要》和《医宗必读》，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龚信的《明医箴》和《庸医箴》，龚廷贤的《医家十要》和《病家十要》，李梴的《习医规格》，缪希雍的《祝医五则》等著作中阐述的医学伦理规范，均对我国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我国的医学伦理规范、医学伦理教育、医学伦理理论发展到明代已日臻成熟。
清朝，将医学伦理道德寓于医疗实践之中进行论述，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这在我国医学伦理思想史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在“康乾盛世”130年间，中国传统医学在考据学盛行的文化氛围下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完成了第一、第二部医学百科全书和第一套医学教科书的编纂，整理研究了许多医籍，出现了如叶天士、吴鞠通等一代名医。清代早中期医家在医学伦理规范的探索与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前人医学伦理学说的精华，又有新的发展。喻昌是清代对医学伦理发展有突出贡献者，他撰有《医门法律》，结合临床诊治论医德。其“治病”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生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他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说教方法论述医学伦理原则的传统，以临床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的法则称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他对临床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评价，开创了临床医学伦理评价的先河。他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其“笃于情”的观点，揭示出道德情感在医学伦理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是对医学伦理理论研究的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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