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国务院颁布的《“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要求，到2020年，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则指出，积极探索医师自由执业、医师个体与医疗机构签约服务或组建医生集团。这两个文件，分别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模式”及“医务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两个方面，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及医生多点执业提出了要求并指明了方向。但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分级诊疗还是医师多点执业，都还存在诸多难题。
建言献策是政协委员的职责所在。2月6日，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医药卫生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举办“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专题研讨会。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党委书记方来英提到，多点执业需要人事制度改革来支撑；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则表示，大数据和智能化才是助力实现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的“金钥匙”。
多点执业尚存三大问题待解
提到医师多点执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展示了一组2014年的数据。尽管已是4年前的调研结果，但对当下仍有参考价值。
“2014年，北京仅有3000多名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占执业医师总数不足5%。”霍勇认为，政策遇冷，从医院层面来说，医院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优质的医生资源上，如果医院管理者允许优秀医生多点执业，可能导致人力资源流失，核心团队不稳定，患者外流等诸多问题；对医生而言，事业单位编制、退休保障、公立医院的晋升空间，都是医生铁了心留在公立医院的原因。
然而，大量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核心区，让医生流动起来显然是推动分级诊疗，提升基层能力的重要抓手。在方来英看来，医师多点执业现存三个问题。
首先，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在行政审批方面，卫生主管部门只需要评价一个人是否是合格的医生就够了，至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执业，不应由卫生主管部门说了算。”方来英说。
第二个问题，多点执业需要配合人事制度改革支撑。方来英发现，国家为了鼓励科技创新，人事制度已经被放宽，但唯独医疗行业似乎是“铁板一块”，公立医院工资和福利制度仍然僵化，因此多点执业很难得到院长的支持。
第三，多点执业是否对大型公立医院没有好处值得讨论。方来英认为，医疗的核心要素是专家团队，医生在外院开“飞刀”，最终仍然会把疑难病例带回本院，交给专家团队，这对医院来说并非坏事。
医生急需打破编制“枷锁”
毫无疑问，编制是禁锢医生流动的“枷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直言，不打破这个“枷锁”，出台再多引导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也只是空谈。“医生不迈开腿，患者也不会迈开腿，要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让医生主动到基层工作。”王贵齐表示。
如今，在各方博弈下，医学人才流动制度在阻力中不断优化，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编制、人事、薪酬制度每年都被政协委员强烈呼吁，如何让医生成为社会财富而非医院财富，成为政协委员们讨论的焦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发现，想要打破医生和医院的隶属关系，其根本是需要国家制定高屋建瓴的政策，而不是由一个部门牵头。“如果医生和律师一样都是社会人，和医院之间是雇佣关系，医生养老保险、养老金统一从社会领取，这种情况下医院和医生之间可以实现双向选择，多点执业也可能得到更好执行。”史大卓介绍道。
从现阶段来看，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流动，医生集团是个不错的选择。在霍勇看来，以医生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推动多点执业，可以建立有效的专业执业标准，有利于国家对医生多点执业的监管，也便于医生们形成合力，做国家需要的事。
用多点执业打开分级诊疗这扇“窗”
实际上，多点执业与分级诊疗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话题。依靠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制度，也是会上多位政协委员和专家的共识。他们认为，目前大型医院通吃患者的状况，不利于基层医院的发展，而强基层则是成功构建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一环。只有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分级治疗制度目标才能实现。
在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条件下，让大医院的医生下到基层去带教，似乎是提升基层医疗机构人才服务能力的手段之一。“但是让大专家们自愿去基层执业，必须有相应的政策制度作保障。如果只是行政命令式的下基层，专家们下去一两次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下基层的意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连建宇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透露，他在上一年的政协提案中，就提出了将高级医师多点执业情况纳入公立三级医院绩效考核体系的想法。他说，具体措施可包括：将本单位主治医师以上级别高级人才的基层多点执业时长达标率纳入医院的考核体系；每年公立三级医院高级人才的基层多点执业时长不得低于当年法定工作日的10%等。
专家定期下基层，但真正的基层医疗人才却留不住，这是个值得业内警惕的问题。掌舵北京医疗卫生系统多年的方来英发现，北京市政府去年为基层医生提薪20%，社区中的全科医师人均年薪达到10万，但彼时三级医院在编医生阳光收入均在18万以上。“全科队伍不断来人，不断走人，做好了就进出平衡，做不好就是出大于进。”方来英说，财政支出更多时候用在了盖房子买设备上，人力成本却不足，好的设备长期闲置，因此政策要向人倾斜，而不是物。
医疗机构诊疗人数将出现拐点
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是对医疗服务的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并不是要重新跑马圈地。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也表示，在这个过程中，要重新配置资源，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还应引入合理的竞争机制。
根据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统计公报，数量上占比11%的三级医院服务了53%的患者，让常见病、慢性病患者回归基层看似是个短期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王虎峰坦言，最迟到2019年，全国医疗机构诊疗人数会出现历史性的拐点，即到大医院看病的患者增长率下降，基层就诊增长率出现持续上升。
王虎峰此前在调研中发现，有些地区拐点已经出现，系统性评价认为，这些地方的改革效果很好，不仅患者费用有所降低，健康状况也获得提升，社会效益不容小觑。
大数据和智能化或成打开分级诊疗大门的“金钥匙”
“分级诊疗要做到公平，什么人应该去三甲医院？什么人要去社区医院？这个分配由谁来决定？应该是智能化平台。”凌锋描述了未来医疗的理想状态，她的畅想是，就医应像滴滴打车一样，系统根据乘客的位置等因素，选择哪辆车把乘客拉到目的地。
凌锋说，患者一旦生病，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治疗。拿起手机，就应该知道去哪个地方，看哪个医生，何时住院，何时开刀。大数据和智能化将打通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的出路。患者有需求的时候，可以查到哪个专家离他最近，专家也可用碎片化的时间诊疗。其最终的目的是大医隐于世，城市里没有那么多围墙围着的医院，但是随时可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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