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悲伤治疗师朱莉娅·塞缪尔：如何面对死亡带来的痛苦
2019-04-11 高丹 实习生 韩丽婷 澎湃新闻
失亲的悲伤需要治疗吗？正如我们不谈论死亡，那么死亡带来的悲伤则似乎更是个人化的东西。面对崩溃的失亲者，身边的人除了拍拍肩膀说：要坚强呀，似乎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失亲者束手无策地被推到痛苦的漩涡，根据对于逝者的爱的程度，痛苦形成大或小的隐形伤口，物是人非的回忆每一刻撕扯着心。而除了痛苦本身，失亲者则可能选择极端手段逃避痛苦：酗酒、暴力、抑郁，这让他身边的人更深受其害。最近，英国悲伤心理治疗师朱莉娅
失亲的悲伤需要治疗吗？
正如我们不谈论死亡，那么死亡带来的悲伤则似乎更是个人化的东西。面对崩溃的失亲者，身边的人除了拍拍肩膀说：要坚强呀，似乎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失亲者束手无策地被推到痛苦的漩涡，根据对于逝者的爱的程度，痛苦形成大或小的隐形伤口，物是人非的回忆每一刻撕扯着心。而除了痛苦本身，失亲者则可能选择极端手段逃避痛苦：酗酒、暴力、抑郁，这让他身边的人更深受其害。
最近，英国悲伤心理治疗师朱莉娅·塞缪尔的着作《Grief Works》被译介到中国，中文名为《悲伤的力量》，书中是作者27多年间从事悲伤心理治疗所积攒的十五个案例，当然也是十五个关于如何在失亲后四顾茫茫的悲伤中摸索出自己的路，并能再次回到生活的常轨中的人生。
塞缪尔她回忆道：“我的祖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父辈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家里有四张黑白照片，是我逝去的四位亲人。但这四张照片父母从未提起过，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并不会谈论死亡的家庭中。” 这也是她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给失去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谈及多年行医所感，塞缪尔认为，从确诊到死亡这段时间，是创造记忆或者减少后悔的一段时间，并不去谈论死亡所造成的后果其实很严重，在英国，15%的抑郁症的诱因是无法正视死亡带来的悲伤。在临终之前与亲人创造美好的回忆，才是重要的事情。
临终关怀专家路桂军曾说：“我做了十年的生死干预，虽然层次比较浅，每每是受教而不是教育对方，所以我觉得了解背景文化了解信仰，对哀伤进行辅导，一对一的个体化交流非常重要，没有一个规则适合所有人。”失亲的痛苦因人而异，相对个人化的交流重要，这也是塞缪尔一直坚持的悲伤治疗手段——倾听与交流。
“倾听是最重要的部分，倾听的力量往往比想象中更大，它给予人安慰。对悲伤心理治疗师来说，需要时刻对自己的界限与角色保持清醒，既可以感知求助者的处境，同时也需要保证自己不陷入其中。萦绕心头的不是故人，而是他们留下的秘密在我们内心产生的空缺。不同个人，不同成长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甚至不同性别，都会在对悲伤的表达上有不同的表现，一名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与求助者理解表达的一致性。”塞缪尔说。
“很多失去孩子的夫妻，会产生对悲伤表达的分歧，对于男性来说，他似乎倾向于尽快从死亡的影响中恢复，回归正常生活，重新养育一个孩子；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这个恢复过程要花费更多时间；我曾与许多对夫妻，妻子一方经常会觉得丈夫过于冷漠，这正是我们需要疏导和支持的部分，让家人之间建立起沟通，澄清误解。”死亡会带来很多问题，朱莉娅认为，死亡会带走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但不会带走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与故人之间的联系，也不会随着死亡的事实而破裂。死亡在朱莉娅看来并不意味着终结，相反，死亡带来改变，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成长，同时也意味着和生活紧紧相连，加强了我们与生的关联。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朱莉娅·塞缪尔。
大部分的心理治疗都是关于“失去”，只是每个人失去的方式不同
朱莉娅·塞缪尔：在过去为医院工作的生涯中，我意识到丧亲儿童这一群体是被隐藏起来的哀悼者。人们经常说儿童感受不到悲伤，同时也不会让儿童到葬礼上去，更不会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我的经验来看，对于丧失了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儿童来讲，处在持有以上观点的家庭中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同时，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为丧失子女的家庭提供支持服务的基金会，当时有的只是针对特殊死亡案例比如白血病，交通事故的基金会，当时并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为丧失子女的家庭提供支持服务，以及训练专业人员。
我所了解到的是你如何去告诉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家庭如何得知他们的孩子要死去或者即将死去的消息，对之后他们如何悼念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告诉他们多少信息，提供多少选择以及告诉他们的时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医院工作时，我意识到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去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今年是基金会成立25周年。在英国，我们组织在为丧失子女的家庭，丧亲儿童提供服务以及训练专业人员这些方面处于行业领先的位置。
澎湃新闻：在过去的29年里，你有没有统计过一共为多少家庭提供过丧亲心理建设方面的支持？
朱莉娅·塞缪尔：我没有仔细统计过，但我平均每周会见25位来访者，每周都会工作，所以我已经见过很多很多人。你可能会想我见过这么多人，处理过这么多段关系，我可能不会想起某个人的个体故事。但有趣的是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我就像打开了录音机的按钮一样，能够完完全全地回忆起十年前的某个片段以及处理过的某段关系，他们就像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足迹和印记一般，并且一直待在那里。当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只需花一点点时间，全部的记忆都会浮现出来。
有时候我在街上偶遇了某个人或者收到他们的照片，我从来都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我能够回忆起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全部的故事，比如他失去了女儿，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丈夫等。不管具体的故事是什么，我都能回忆起全部。所以我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这感觉就像接受到一项天赋一般，我在工作中接触的人给予了我这一项天赋。他们的信任，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令我成长，使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澎湃新闻：在英国，从事与您的工作类似的心理治疗师大概有多少人？
朱莉娅·塞缪尔：英国有六千万人口，心理咨询师的数量大约有十七万，大部分的心理咨询师会接触广泛的人群。我也能够接受任何人以及关于任何事情的咨询，但是我在丧亲心理治疗这一领域比较出名。大部分的心理咨询师并不会专注于一个特定的领域。
中国对于心理治疗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有一部分能够说英语并且在中国无法寻求到心理治疗的人群会通过Skype、Facetime“视频通话”的方式联系到英国那边的心理咨询师。我了解到，当下中国社会上像我一样的心理咨询师并不多，所以我来到中国想要做的就是将这本书带给那些得不到心理咨询师帮助的人。
澎湃新闻：悲伤心理治疗和其他心理治疗会有比较大的区别吗？
朱莉娅·塞缪尔：大部分去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人们都是因为失去了一些东西，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比如他们想要再次拥有他们的父母，但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他们为父母的逝去感到悲伤和痛苦，或者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男女朋友，又或者他们失去了内心的一些坚守，成为他们不想成为的人。大部分的心理治疗都是关于“失去”，只是每个人失去的方式不同。
澎湃新闻：如果悲伤是一个改变的节点、同时悲伤作为一种人类最深刻的情绪也让我们变得丰富和沉静、更能看向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么我们需要“治愈”的是什么呢？
朱莉娅·塞缪尔：“完全恢复（被治愈）”是一个非常医学化的范式，比如你生病了，接受治疗后会好起来。我认为在心理上，当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时，这件事情会改变你，当你接受到你需要的支持后，你会感到更加强大，你会感觉到你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但是你和之前会很不一样，这件事情会改变你。人们会谈论一个“新的自我”，以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旧的自我”。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恢复”，但你和之前的你并不会完全相同，经历过这件事后，你是一个不同的你。
我们在接受一个人死去的事实时是十分困难的
澎湃新闻：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某一段心理治疗是行之有效的？
朱莉娅·塞缪尔：当你感到你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去继续生活，去再次爱其他人，感到活力焕发，这时候可以停止治疗。当人们感到悲伤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内心是死亡的状态，并且极度空虚，所有的他们能够想起的只是过去和逝去的人。通过治疗，人们会慢慢地调节这一情况，逐渐地人们会发现他们开始笑，开始想要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向前进，但这并不意味着遗忘逝去的人，而是将关于逝者的回忆放在心上。
实现这样的恢复并不仅仅是心理治疗的专利，家人和朋友也同样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当你能够去倾听，同时能够去在乎家人的感受，这会起到和心理治疗师一样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不会经常去和家人谈话沟通，也就无法通过这一渠道获取支持。但是当家人真正开始倾听的时候，家人的作用和心理治疗师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随着技术的发展，一些技术的出现开始改变“死亡”这个事情，比如用液氮冷冻人体，这比完全送走一个故去者要承受更大的心理挑战，您如何看待随着科学发展催生出的更多人心理上要面临的问题？
朱莉娅·塞缪尔：肯定会有新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在接受一个人死去的事实时是十分困难的，人们总会期望现代医学能够战胜死亡，比如人体冷冻技术的发展，但我认为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向人们许诺了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无法判断那是真还是假，这就像我向你承诺你的父亲一定会进天堂一样，这是十分危险的，给予人们这样的希望和承诺是十分疯狂的。
还有一点是，人们可能不会同意，但是我认为从事“人体冷冻技术”工作在伦理上是不道德的，老的一代需要离世从而为新的一代腾出生存的空间，如果所有人都永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年轻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我们无法想象。所以某些人想要一直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会损伤他们后代的利益。
澎湃新闻：丧亲者有各自的情况，那么丧亲心理治疗是否也因人而异？如果每一个个案都不同，那么我们如何提取共通性去构建一个学科理论呢？
朱莉娅·塞缪尔：每一个故事既是非常个人化的也是非常普遍化的，所以当我们去看某一个特殊的故事时，这一故事的主题其实是存在于每个故事之中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痛苦是改变的动因，人们必须去感受痛苦和悲伤；第二个是其他人的爱和支持，以及与其他人的联系使我们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第三个是你需要面对一个人逝去的事实，但是你们之间的爱从不会消失，你应该去寻找纪念和缅怀的方式。这三主题会存在于每一个故事之中。
澎湃新闻：有评论谈到，在复原15个治疗案例中，所采取的方式一直都是尽可能地向我们呈现来访者的原生家庭、呈现童年经历赋予的依恋模式、呈现至亲死亡带来的影响，没有谈到来访者是通过什么方式度过悲伤的阶段，也没有谈来访者转变的契机。所以想知道详细的治疗过程是怎样的？主要是通过语言沟通吗？以及可否以案例来说明？
朱莉娅·塞缪尔：主要通过语言上的沟通是主要的方式，如果我认为他们需要药物的帮助，我会建议他们去咨询精神科医生。
我和来访者的关系与我对待他们的态度密切相关，当一些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会来找到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会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去理解他们内心的处境以及他们的生活，我会表现得很真诚，他们会感觉到我并不是戴上了医疗者的面具，而是在很真诚地对待他们，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情感是真实的。而且我也不会去评判他们，我不会坐在那里，脑海中想着你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然后我会让他们镇定下来，让他们自行发现自己的内心，发现他们所失去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能够支撑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从而张开双手去解决那些困难的问题。有时候人们并不能寻找到答案，但是我希望的是创造出一种信任的关系，能够使他们相信自己，进而相信自己的生活，然后带着爱继续前进。
澎湃新闻：有没有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需要长时间治疗的案例？
朱莉娅·塞缪尔：在我的书里，有一个年轻人叫Max，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枪杀离世，当时他只有三岁。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的生活不能够正常地进行，他和女朋友的关系很差，保不住自己的工作，同时也吸毒。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实际上困扰他的是内心因为不了解母亲的死因而产生的一大片空白。两个月前我们才结束了治疗，他在我这里咨询了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谈论他的母亲，就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之后我们会谈论如何培养形成一段健康的关系，如何培养自制力从而保住他的工作，如何让他的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些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有一个非常不称职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父亲，整体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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