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导致肺移植需求激增：虽技术成熟但存在诸多伦理问题，“不打疫苗，不给移植”

导读

尽管由Omicron毒株带来的疫情有所回落，但对新冠后遗症的了解才刚开始不久，当前美国肺移植需求激增。

自2020年3月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双肺移植手术在无锡完成，换取一对全新的肺脏，这个看似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被看作拯救重症患者的终极方案。

医疗技术的进步，器官移植也越来越成熟，以往九死一生的器官移植手术生存率越来越高，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备受争议，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更是不可避免。

疫情步步紧逼，美国肺移植患者激增

据美国NPR引用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UNOS）的数据，新冠肺炎患者现在约占美国肺移植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十个接受肺移植手术的人中，有一个就是新冠患者。

每年美国通常进行2000多次肺移植手术，双肺移植的费用约为120万美元。美国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从2019年新冠大爆发到2021年间增长了十倍。但其他肺部疾病（如肺气肿，囊性纤维化和肺纤维化），与前几年相比，其移植量已经下降。

根据UNOS今年10月的最新数据，自2020年8月首次进行此类手术以来，美国共有238人因新冠肺炎接受了肺移植手术。

新冠疫情再次扩大器官移植供应缺口

新冠病毒会对肺部造成不可逆损伤，从新冠病毒暴发开始，临床医生和病理学家们就一直在了解冠状病毒入侵人体后带来的损害。

他们发现，肺部是病毒的中心引爆点，后续会扩展到其他器官，包括心脏、血管、肾脏、肠、大脑等。

在计算机断层扫描的3D模型中可见，这位59岁男子被新冠夺去了生命，其肺部受到了严重损伤

有很多新冠肺炎患者会被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然后走向死亡。

在肺部遭到不可逆损害后，为患者换一对新肺已被视为一种可行的疗法，并在许多次临床试验中取得了成果。

据此前媒体记载的，65岁的崔志强是目前全球已开展的10例因新冠肺炎接受肺移植手术后，首位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

中国首位新冠肺移植出院患者，65岁的崔志强经历了从呼吸机到ECMO再到肺移植的艰险历程，全程共计166天。

另外，有一种医疗急救设备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俗称“叶克膜”、“人工肺”，通过将静脉血从体内引流到体外，再经氧合器（人工肺）氧合后由驱动泵（人工心）将血液泵入体内，适用于中短期的心肺支持。

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来说，ECMO可以提供帮助患者进行体外呼吸与循环以维系生命，此前ECMO+呼吸机的组合作为崔志强的临时呼吸循环系统持续了62天。

在肺移植手术中，ECMO用于肺脏移植的过渡期间，通过辅助患者的循环呼吸功能，为移植后心肺功能的恢复赢得时间。然而使用ECMO风险也很高，治疗结局难以预料，撤下ECMO更是难度极大，ECMO患者脱机率极低。

此外，其它顽固性肺部疾病（肺结核、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肺泡蛋白沉积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职业性尘肺、支气管扩张等）患者，也很需要移植肺脏。

移植治疗面临的伦理规范问题

肺脏作为一种全球性稀缺资源，注定在分配上会面临“死神在前，哪类病患优先获得”的问题。出于公平和人道主义原则考虑，当前确定移植候选名单的制度优先考虑危在旦夕的重症患者。

美国第一例因新冠需要肺移植的患者

在全球新冠患者数量持续新增的境况下，疫苗接种问题也使得器官的分配标准和规则更加复杂。

在肺源供体有限的情况下，当新冠重症患者到了不得不接受肺移植手术的地步，并且他们拒绝接种疫苗时，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应对的道德困境。

那么，没有接种疫苗的新冠患者是不是没有肺脏移植的机会呢？

在以往的器官移植方面，医学上的评判标准是不计较人们过去行为的，如吸烟的人也可能有资格进行肺移植手术，就像饮酒过量的人如果保持戒酒六个月，也可以被列入新肝脏候选名单。但是当涉及到疫苗接种时，这种标准规则变动了。

美国移植外科医生协会建议，任何准备接受移植的人都应该接种疫苗。因为考虑到患者在移植之前接种疫苗，免疫反应会更强。目前在器官移植方面还没有关于如何对待拒绝接种疫苗的患者的国家政策。

而一些移植中心表示，如果患者没有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他们将失去他们接受肺移植的资格。比如在今年10月，美国科罗拉多州的UCHealth医院要求，任何潜在的器官移植接受者应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理由是"该病毒对移植接受者构成重大风险"。

这种规则也引发了争议，有人指出这可能是不公平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可能将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种族、宗教或民族群体排除在外。

由于美国一直有“反疫苗运动”（Anti-vaxxers）的存在，每一次疫情暴发都有可能导致移植患者死于新冠。

即使是接种疫苗的患者，由于他们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他们对疫苗也没有正常的免疫反应，不可能像正常个体那样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而且接受新器官移植后，他们必须终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以防止他们的身体攻击和排斥新器官。

这使得他们与陪护人员的接触和出院后的社区暴露都会带来严重的风险，特别是像Delta、Omicron这样的高度传染性的突变体。

由此可见，双肺移植始终是，也只能是治疗新冠肺炎最后的一个选项。